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军队（第1页）

军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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军队是腓特烈大帝心中的头等大事。

如果说“永远保持高调”

是他的外交箴言，那么“随时准备战斗”

则是他的军事箴言。

两次西里西亚战争暴露出普鲁士很多方面的不足，包括军官、士兵、装备、人数，以及作为统帅的他自己。

腓特烈大帝花了十一年时间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。

和平时期的士兵人数上升到13.5万，必要时可扩充到20万。

士兵训练持续进行，且越来越严格；各项改革一直在向前推进，包括训练所、军官的军事教育、技术装备、骑兵和炮兵、战略战术等。

最重要的是，腓特烈大帝把他的军事教育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。

他早就明白，所有的士兵都属于第一阶层的一部分，一支军队必须有一个可发布更高级指令的大脑。

如果说军官、军衔、文件这些东西不能临时拼凑的话，统帅的大脑也绝不可能旦夕造就。

在这十一年中，其他地方的人仅仅看到腓特烈大帝骑在马背上指挥军事演习，但却没看到他废寝忘食、刻苦学习军事历史和军事思想，殚精竭虑地解决难题，潜心专研战争艺术，这些战争艺术同样造就了毛奇和冯·布卢门塔尔。

18世纪中期的欧洲各国同样忽略了一点：腓特烈大帝的军事头脑也用来处理外交和行政问题，同时还处理清苦生活背后的问题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不但脑力得到了提升，精神也得到了锤炼。

对腓特烈大帝来说，战争是生活服务的一部分，也是国家服务的一部分，两者是紧密关联的；掌握了他的这些原则，也就掌握了他对生活理解的精髓。

所有这些都体现出腓特烈大帝身上所具有的、受启蒙思想影响的人类理性，随时准备付出代价并服从理性的结果——科学所要求的服务。

军队就是普鲁士王国，普鲁士王国也意味着它的军队。

如果理性要求霍亨索伦家族成员和普鲁士国王负起责任，很显然，腓特烈大帝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这一要求。

“我是国家的第一公仆”

，他曾这样说道。

从他把自己的责任诠释为“国家的第一公仆”

的那一刻开始，他便没有了痛苦和快乐，忘掉了疲乏和欢愉，无视宗教和批评，忽略赞扬和责备，放弃了升入天堂的希望，摆脱了堕入地狱的恐惧。

为国家服务就是他的宗教信仰，这种信仰为他的俗世权谋提供了合法性，也是他个人的行为准则。

对他来说，他所服务的就是普鲁士王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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